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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筑基的稳健步伐在数据上体现得尤为清晰。2015 年末，公司管理规模首次突破 100 亿元大关，达到107.38亿元。这个数字在随后四年间稳步攀升至 2019 年底的 127.6 亿元。这种增长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渠道扩张，普通投资者接触基金的机会显著增加，其次则得益于投研团队的梯度培养 ——2016 年入职的冯明远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其管理的信澳新能源产业基金从 2016 年末的 0.55 亿元起步，到 2019 年已成长为 29.7 亿元的中型产品，2019 年全年收益率高达 94.11%，为后续规模爆发埋下伏笔。

　　但风控阴影始终笼罩着于帆任期。2015 年 6 月，时任副总经理王战强涉嫌老鼠仓，揭开了公司治理的深层缺陷。这位分管投研、兼任投资总监的核心高管，在 2009-2015 年间通过亲戚账户交易 73 只股票，涉案金额达 7834.63 万元，非法获利 456.55 万元。更值得警惕的是，王战强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席，能够完全独立决策股票买卖时点，其违规交易持续六年未被内部监控发现。尽管公司声明称运作稳定，并采取了交易时间上交移动通讯设备等措施，但案件暴露的内控漏洞已为后来的危机埋下种子。

　　无独有偶，宜华生活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和第二期公司债券，而这个公司的财务问题被各类自媒体很早就质疑其造假，但是信达澳亚毅然决然买入，最终产生巨额亏损。“浦鑫 3 号”、“浦鑫 4 号”和“浦鑫 6 号”计提对投资者潜在的赔偿8,925.64万元 。亏损是一方面，由此引发了各类衍生风险。信达澳亚未充分结合持仓债券流动性情况对资产管理计划估值进行调整，并优先卖出流动性相对较好的债券支付投资者退出款。上述系列产品在2019 年开放期无法以合理价格卖出持仓债券，暂停开放，投资者无法按期退出，引发了舆情。

　　风控和规模的博弈：能否通过制度输出治愈信达澳亚的风控基因缺陷。从王战强到李淑彦的两次老鼠仓，暴露的不仅是个体操守问题，更是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未来的信达澳亚若能吸收合规经验，同时保留自身的权益投研特色，或许能走出规模 - 崩塌 - 整改 的循环，为行业提供一个风险修复的样本。同样的，明星经理短期可以迅速爆发，但是往往陷入成名后就亏损的魔咒；团队化合作往往又失去效率流于平庸。从中国基金行业一诞生开始，这个问题就从未被很好解决过。公司集中力量培养的基金经理要么“私奔”要么成名后碌碌无为，一旦减少支持，则面临消极抵抗甚至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