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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创院理事长在“碳资产入表进程与企业碳资产管理”主题演讲时强调,碳资产入表是会计制度的一小步,却是绿色低碳生态体系发展的一大步,碳资产不仅丰富了企业的资产结构,使碳资产管理成为企业管理重要内容,对金融机构也非常重要。碳资产入表之后,碳资产与碳融资工具、碳支持工具都会发生联动。指出,碳资产入表目前还面临四个制约因素,一是制度建设,2019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要进一步适应碳市场扩容,制度建设需要跟进。二是市场发展局限,目前碳市场发展覆盖面非常有限,参加的行业和企业都受到限制,影响了碳资产的入表。三是基础设施不足,数据质量、披露标准和碳核算体系还需要健全。四是企业自身对碳资产的重视仍需提高。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在“可持续发展定力、策略与价值创造路径”主题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逆风,美国“退群”,欧洲也在减缓政策力度,我们更需保持可持续发展定力。践行ESG绝非商业策略,而是企业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他表示,在ESG的推进过程中,中小企业面临着资源匮乏与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同时借助创新平台,降低ESG的参与门槛。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100多家大型链主企业,共同打造了中国供应商ESG评级平台,赋能中小企业,增强企业参与ESG实践的内生动力。

　　围绕“上海国有企业ESG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这一主题,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贺青分享道,在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刻变革中,ESG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上海国有企业深刻认识践行ESG理念对自身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上海国有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主业经营、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开展了不少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创新性的实践。但是对照“从参与到引领的蜕变、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这一目标愿景,上海国有企业还面临一些系统性、制度性的挑战。从自身看,ESG与企业生产经营融合还不够深入;从外部看,生态体系的支撑赋能还不足;从长远看,中国特色ESG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表示,在绿色金融实践中,要精确地将气候、环境等因素纳入,进行再定价存在较大困难。而在2016年“两山”理论引领以来,中国绿色金融实现突破性发展,主要得益于三方面成功经验:一是以市场化机制为核心驱动力,避免过度依赖补贴与行政干预,仅辅以少量结构性政策工具;二是构建日趋严格的环境管制体系与长期政策支持预期,增强市场对绿色产业长期回报的信心;三是持续提升绿色金融定价效率与风险管理能力。他认为,持续加强信息披露是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的有力抓手。更充分的信息披露将帮助投资人和公众更好地对绿色产品定价。绿色金融和ESG本身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长期主义才能实现,大家应该保持乐观。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观指出,投资绿色产品不能纠结在传统投资的框架下,传统的投资是两维投资,投资人只在乎风险跟回报。绿色投资则是三维投资,多了一个维度资金所创造的绿色影响力。特别是目标导向的基金,比如国家的绿色发展基金,愿意为了推动绿色目标的达成,牺牲回报率,做一些收益抵让。她强调,绿色金融体系的很多理念具有永恒的性质,绿色金融产品或者转型金融产品,必须坚守相应的“绿色标准”,不会随着市场利率的短期波动而造成金融产品的结构甚至绿色金融体系的变化。

　　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监事长康静分享道,银行理财“两手托两端”,可以通过高效衔接,在促进绿色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信银理财已经将ESG理念融入公司治理,在业务实践路径上,推出了专门的绿色主题投资公募产品,在私募产品线聘请国际ESG投资顾问并本土化定制。不过她坦言,ESG、绿色主题理财产品目前占银行理财总规模比例很小,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资金期限不匹配、绿色资产价格低且容量有限、“漂绿”风险及投资者教育不足等挑战。下一步,银行理财一方面要在资产端进一步开展产品创新,拓展Reits、碳金融、权益投资等产品,另一方面在资金端也要引入养老等长线资金,并完善税收等优惠政策,使供需达到匹配。

　　浦发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宋瑞波表示,作为上海市属国有金融旗舰企业,浦发银行已将绿色发展、ESG理念融入企业基因,绿色银行、“双碳”转型已纳入到公司发展战略,并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组织架构、完善的产品与服务体系、专项的配套资源机制、高效的科技赋能等,为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保障。浦发银行在去年焕新升级发布《绿色低碳转型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并引入AI、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新兴技术搭建数智化运营服务平台,提升识绿、算绿、变绿、管绿能力,赋能绿色金融服务。他表示,在绿色溢价方面,贴标绿债比普通债券发行利率平均低5-15个BP;平衡投资者的收益和成本,需基于长期ESG视角,如可通过组合化投资和风险分担机制,拓展权益类投资空间。转型金融亦空间广阔,碳金融未来可期,金融机构可通过差异化服务与定价拓展相关领域。

　　东方证券副总裁陈刚表示,2025年正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提出二十周年、“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之际,课题成果发布是积极响应党中央绿色发展号召、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担当。过去一年,东方证券深度参与“ESG30青年学者计划”,携手财新智库,联合学术导师与业界专家团队,创新构建“学术指导+实践赋能”双轨机制,依托大股东申能集团在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资源,组织青年学者走进相关行业标杆企业,形成“研产融合、双向赋能”的研究闭环。近年来,东方证券搭建起“董事会管理层执行层”的三级气候治理体系,从绿色金融、绿色运营、绿色公益等多个维度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并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开展样本资产的情景分析以应对,力争到2025年,东方证券实现运营层面碳中和。

　　在优秀课题发表环节,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可持续金融研究员金成围绕“低利率时代的绿色金融变革”主题发布研究成果,他表示,中国自2024年进入低利率时代后,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随之大幅下降。课题研究团队的结论认为,低利率下绿色金融是能够发挥作用机制的,只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呈现出结构性的调整,企业或转向间接融资(如绿色信贷),政府绿色债券融资可补充社会绿色投资总量。

　　围绕真正影响绿色转型进程的“断裂点”与修复空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总结出两个关键视角:一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断点”,二是治理机制的“断点”,这两个断点的修复过程是相互裨益的,既要求政府在市场中“少管制”(deregulation),鼓励千军万马的中小企业参与绿色创新,也意味着需要为碎片化治理注入协同的制度“能量”。此外,针对当前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中出现的“增产不增利”现象,她分析指出,当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如价格战、续航比拼、客户体验等多属于市场合理竞争的范畴,约占七成。还有三成确有内卷的成分,即政府的行业规制使得竞争赛道相对狭窄。她呼吁政府通过推动赛道多样化、目标弹性化,从而为绿色产业打开更具包容性的空间。

　　工业园区是推动ESG产业发展和助力企业ESG实践的重要主体。苏州工业园区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介绍道,苏州工业园区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地方智库平台,是专业化力量和政府决策之间的桥梁,能够带来更多视角的反馈,从而打通连接点,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2024年,苏州工业园区组建了“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生态促进会”,积极构建园区ESG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加快可持续发展。同时,在ESG领域实现国内“四大首发”,包括国内首个ESG产业专业载体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创新中心、全国首个区域ESG白皮书《苏州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治理)白皮书》、提请立项全国首个经济开发区ESG评价通则《经济开发区环境、社会、治理(ESG)评价通则》、率先建立区域ESG数字服务平台。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绿碳事业市场总监李立力认为,ESG与绿色低碳是兼顾企业和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先行者可以从绿色转型从获益。他介绍,中国宝武集团凭借相对先进的钢铁生产能力,预计可较行业均值节省5%碳排放。在纳入全国碳市场后,按照100元/吨左右的碳价,可形成约15亿人民币可供交易的碳配额资产。欧冶云商并建设运维了钢铁行业的EPD平台(环境产品声明平台)、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低碳排放钢发布平台,以及推动循环经济的“循环宝”平台,赋能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实现长远收益。

　　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李科表示,BCG在帮助企业做绿色转型时发现,尽管全球头部企业在绿色转型领域纷纷提出高目标,但落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在企业层面,管理层对ESG与战略绑定的意识不足,经营层更倾向短期利益,ESG仅作为合规要求或品牌营销要素,缺乏对业务长期发展的预期,民营企业尤其面临供应链复杂程度高、减排能力不匹配的难题;在行业层面,ESG合规与披露标准相对复杂,中小企业缺乏资源来应对多维度评价体系,而监管以鼓励为主,国内市场积极性整体弱于海外。未来需针对不同行业出台更具体的引导举措,推动绿色转型实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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